关于照片，其中一张照的是几个当事阵亡在中国战事中日本士兵的墓碑。最近的那个碑上写着这个士兵昭和十三年十月六日死在“支那事变”中的华民国安徽省。这里有几个小小的问题，一是，昭和十三年到底是哪一年？根据史实，昭和天皇即裕仁于1926年即昭和元年底即位，那么昭和13年应为1938年。

      二是碑上所写的东流县城是哪里？后经查，50年代东流、至德两县合并为东至县，位于安徽西南部，靠近江西省。

      三是具体日期所示是农历还是阳历？明治维新以后一般日本已不使用阴历，所以每年春节均为阳历1月1日，端午节为阳历5月5日，七夕节为阳历7月7日等。所以墓碑上的十月六日应为阳历10月6日。

      四是什么是“支那事变”？所谓支那事变，其实就是指广义的8年抗战争或狭义的前期抗日战争，这个时期包括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一直到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为止。对抗日战争，日方的叫法除了支那事变，还有日中战争等，学界则多称其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第一次为1894-95的甲午战争）。

      从时间上，几个月前日军在靠近安徽边界的徐州和国军展开大规模徐州会战（其中包括台儿庄战役），与5月攻克徐州，接着继续向华北进军。10月初正值武汉会战，主力部队应在湖北。同时为了封锁中国沿海海运交通，日军同时即将展开广州战役。那么这时处在第三战区的安徽确实并非第一前线，而这里日军的非主力大概是起策应的作用，并希望从安徽向江西进逼。这个日本士兵正是在此背景下牺牲，但是至于是被地方武装还是国军部队消灭则不详。

 

另外，这两年逛了几家书店，买了一些汉字较多，而又感兴趣的日文书籍，列在下面：

1. 井上勝生著，《幕末·维新》，岩波新書

2. 牧原憲夫著，《民權と憲法》，岩波新書

3. 原田敬一著，《日清·日露戰爭》，岩波新書

以上三本皆為日本近代史方面系列叢書，這是爲了瞭解日本人如何寫自己的歷史。

4. 菊池一隆著，《中國抗日軍事史，1937-1945》，有志舍

這本書是爲了瞭解日本人如何描述中國抗戰史。當時有描寫南京屠殺的書，沒有買，一是書品不好，二是畫面血腥。

5. 海野福壽著，《韓國并合》，岩波新書

這本是爲了瞭解日本人如何寫朝鮮近代史，我更關注的是從1895到1910年前後日本如何進行對朝鮮的吞併，而後又是如何殖民的。

6. 嶋津與志著，《琉球王國衰亡史》，平凡社

著重關注琉球是如何在19世紀70 80年代被日本吞併的，且日本是如何避免了和琉球有宗主關係的中國的衝突。

7. 中村哲著，《東亞歷史教科書的書寫--從日·中·韓·臺的歷史教科書的比較出發》，日本評論社

著重關注各地教科書的不同：歷史乃是有話語權人所書寫的。

8. 菊地貞夫著，《浮世繪》，ColorBooks

瞭解對歐洲近現代藝術產生重大影響的日本浮世繪的故事。

9. 《基本地圖帳改訂版 2009-2010》，二宮書店

爲了有本日文的較為全面的世界及日本地圖，內含豐富知識。

火車距離250公里，從捷克到奧地利，猛的換了語言，乃是從捷克語到德語。飛機1個半小時，從維也納到巴黎，便又換了一種，乃是從德語到法語。一個小小的歐洲，端的用了這多種語言，實在讓人感到溝通的費力。幸好英語做通用之語，免了些麻煩，否則豈不會迷失歐洲了嗎？

 

以歐洲地理大小可猜歐洲各語言其實頗具相似之處，其差異有時不大于中國各地之方言，只是不像中國一樣使用表意文字并做了統一。然各歐洲語言之所以相似除了地理原因之外主要便是拉丁語的影響，首先是歐洲（尤其西中歐地區）多用拉丁字母，實為表音文字，各地口音千差萬別，因此導致書寫之不同。另外便是拉丁詞根在各語言中的使用對于語匯之構成起了重大作用。當然主要的原因還有各地文化的互相影響與同化，這里無法一一細說了。在下不是語言學家，亦只看過粗略的拉丁語教材，只是對語言頗有興趣，加之此次旅游之后對歐洲語言有些想法，所以愿與各位分享一些個人對幾種語言的見解。其語言排序大抵按照西歐到東歐的地理順序。

 

英語不僅在英倫三島，歐洲大陸，甚至全世界范圍來說都是通用之語，其地位無其它語言可及。英語受外來語影響頗大，約八成五的詞匯來自外語，主要是法語、德語、希臘語、斯坎的納維亞語、意大利語等。語言本身相對簡單易學，至少入門并不甚困難，主要的原因是在名詞和形容詞方面沒有性的區分和搭配，雖然名詞仍有復數，但卻不用修飾的形容詞有所配合。關于變格方面則完全消失（格為一語言現象，最多可為六格，大致是一格主體格，二格所屬格，三格間賓格，四格直賓格，五格工具格，六格前置格）。而在動詞曲折變化的發展中少了許多古語的詞尾，所以除了第三人稱單數和各個時態變化，基本少見動詞變位之現象。但英語時態頗多，也著實讓人頭疼的緊。（英語母語使用國為英國、愛爾蘭等）

 

法語在18世紀為歐洲社會，尤其是上層社會之通用語言，乃號稱世界最美麗之語言。雖然時態方面的語法點略少，但相對于英語來說還是復雜了很多，且不說語序和代詞用法繁多的問題，單是動詞變位就足夠記憶的了。法語動詞的曲折變化頗多，而且動詞形式各異，還皆有例外，想要活用不那么簡單。加上名詞和形容詞必須性數配合，給口語帶來不少困難。在語音方面，雖然不像英語要分清重音位置（法語重音皆在最后一音節），亦不像英語很多情況下需查字典才能正確讀出，法語發音極有規律，往往只要掌握，便是一篇極難的學術論文你也能順利的讀出來。但是法語有個與英語很不同的連誦現象（liaison）。它和連讀不同，所謂連讀是指詞尾所發輔音之聲與下一以元音為起始的詞發生連接，無論輔音還是元音，一定是本身就是發音的。而連誦則由不發音的詞尾輔音從無聲到有聲（法語以輔音為結尾的詞多不發最后一個輔音），為了發音流暢而與下一以元音為起始詞發生連接。這一連不要緊，口語間生了不少麻煩，原因便是你必須知道該詞的拼寫，曉得了最后一個輔音是什么才好和后面的詞連頌。另外一點就是法語對清音和濁音區分極細，那b和p，t和d時常通通不發爆破音，讓人聽起來非常撓頭，說起來也十分困難。幸虧法語沒有變格現象，不然還不知道會怎的呢。（法語母語使用地區為法國、盧森堡、安道爾、摩納哥、比利時南部、瑞士西部等）

 

關于拉丁語系其它諸語，我沒有學過，只大概知道一二。總體來說意語、西語和葡語在詞匯上和法語諸多相近，甚至于很多時候我們沒有學過也能看懂簡單的東西，這些語言同樣和法語一樣講究性數配合和動詞變位，似乎都沒有變格的語法現象，只是在此處必須會發大舌音，即卷舌音，由口腔出氣使舌頭顫動而發聲。此一發音在阿拉伯語、俄語、捷克語等中皆存在。相對應的是小舌音，乃是從喉嚨出氣帶顎垂而動，有些像中文h的發音，但后者并沒有顎垂顫動。小舌音在德語和法語中用的很多。（意語母語使用地區為意大利、圣馬力諾、梵蒂岡和瑞士南部地區等，西語母語使用國為西班牙，葡語母語使用國為葡萄牙）

 

再往東去，便來到德國和奧地利（瑞士除外，此國有四種官方語言：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和羅曼語），這兩個國家皆講德語。相比英語和法語，德語更為復雜。除了保持動詞變位之外，德語在名詞和形容詞性上不像法語那樣只有陰陽性，而在此之上又多了中性，這樣性數配合變得更為不好處理。而且德語還使用了一格到四格，更是讓人眼花繚亂。語法方面更有拆分動詞來進一步復雜局面，幸好德語詞的發音和重音（多為第一音節重音）還有規律可循，不至于連話都說不出。在書寫方面比較特別之處便是名詞大寫，似乎別的歐洲語言并非如此。就語言相似度來說，德語和英語還有荷蘭語及斯坎蒂的納維亞半島諸語同為日耳曼語系，自是較近。不過由于和法國臨界，兩種語言語匯也多有交叉，這樣在出游之時盡管不會德語，也可從英語和法語方面盡可能去猜。（德語母語使用地區為德國、奧地利、列支敦士登和瑞士北部等）

 

如此以上諸語言還可屬西歐語言范疇，但若是到了捷克和波蘭等地便馬上不同。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捷克語等在輔音和元音上常有符號，我暫且把這個叫做重音符號。這種重音符號和英語及俄語多音節詞語上可以標注的重音符號不是一個概念，后者只是為了發音方便，其實書寫時盡可去掉。這一符號似乎與法語、德語字母上的符號有所相似，但細看來又很不同。比如捷克語中C上有時會帶類似漢語拼音三聲一樣的標志，但法語和德語中并沒有此種標記。而當我們看到i上面有漢拼二聲標志時，也貌似和法語中的閉音符（accent aigu）相同。但事實上經過我在旅途中的“道聽途說”，才知曉那輔音上的三聲表示的是卷舌音，二聲表示的是長音（但波蘭語和土耳其語上的標志現在還不知為何物）。再說性數搭配。據我的觀察，捷克語必然有陰陽中三性，形容詞和名詞的性數配合也絕對存在，而且更可怕的是，和德語相比，捷克語顯然多了五格和六格！如此一來，復雜程度可想而知了。但遺憾的是由于自己從未學過此語言，對于動詞問題毫無見地，望各位看官原諒。

 

相比西歐，東歐諸語（多屬斯拉夫語系）變化更多，幾乎每隔幾百里便又冒出一種新語言。例如捷克和斯洛伐克93年之前乃一國，后來公投獨立，兩國語言各自為立，甚至現在出現兩國人之間語言溝通之問題。向東歐南部看出，各前南斯拉夫國家語言更是多種多樣，讓人乍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已然分裂為七，科索沃問題未結，暫不計入）。

 

再向東去便是俄羅斯了。俄語原是五、六十年代中國第一外語，與當時蘇聯援助關系很大，但后來卻隨著與所謂“蘇修”的關系破裂加之CCCP/USSR的解體淪落為小語種。蘇聯解體之后前各加盟國已然各自推行民族語言，不在話下。但俄語之所以還在在此專提，主要是在此次旅行中俄語標識隨處可見，看來俄人游者頗為不少。看官要是見了俄語文字定會很不知所謂，光是那奇怪的字母就讓人頭疼。其實俄語所用的西里爾字母系統也是表音文字系統（注：不使用拉丁字母的歐洲語言還有希臘語），雖然字形和拉丁字母差異不少，而且還有33個之多，但其實就像掌握韓語拼音或是日文平片假名一樣記熟便可，不甚難。在發音方面和其它東歐語言一樣一般都含有大舌音，需多多練習。另外俄語重音不好掌握，可能在一個詞的任一音節，所以還需先查字典。這一點很重要，緣于俄語O的發音比較奇特，若重音不在此元音之上，這個O便發為a。還有的難點便是和法語相似的清濁音問題，在聽力中很難掌握，有時候還會發生清音濁化現象（此處可和英語語音現象對比，英語常講S音后的爆破音濁化問題），同樣不好對付。也許這些還都不算難，但是若是把西里爾字母、大舌音、重音、清濁音加上動詞變位、陰陽中三性的性數配合和句法中的六格的話，閣下會怎么想呢？很不幸，俄語的確把這些占全了！所以俄語的口語非常難，因為腦子實在很難在一瞬間轉過來。不好還好的是，俄語只有過去、現在和將來三個時態，好歹能讓我們松口氣。

 

寫了很多，是一些個人的感想，歐洲語言我只是比較熟悉英語和法語，俄語當初也只學了半年，現在忘的差不多了，只是各語言之間的相通比較有趣，才讓我多想了一點兒。從上面的簡單介紹來看我覺得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即從西到東，歐洲的語言似乎逐漸趨于復雜，主要表現在語言的曲折變化、性數配合和格的問題上，但同時在時態上好像有簡化的趨勢（此處自然還有待驗證），不知道其中究竟是何原因，估計要從詞匯學和各國語言史的角度去分析研究了。我可不是什么語言專家，這里就打住吧。

 

注：此文未參考任何資料，錯誤必然甚多，希望大家指正，謝謝。

      一19世紀之漫畫描繪出巴黎富人區樓房內的貧富差異，富人居于4層以下，傭人居于5層以上，到了極高的頂樓窮人房間，便是那貓狗也懶得上去了。然到了今日，其貧富之差異甚至更為明顯，其兩點可證：一是富人居所有電梯相連，上下貫通，即便不愿坐電梯，亦可走寬闊整潔鋪著紅地毯的樓梯，而窮人則無此待遇，從旁側狹窄低矮之小門進入主樓后部，隨即只能靠雙足若挑山工般爬那破舊陰暗狹窄陡峭的樓梯，同時擔著萬分小心不敢一步滑倒連人翻滾下去；二是富人皆是白人，一富人樓若有有色人種進出無外兩類，一是為富人施工之黑人阿人，二是在頂樓居住的亞裔學生或傭人（黑人等亦有，甚至有東歐諸人雖白種然氣質大窘，但均屬少數）。余便是住在富人樓中的有色窮人，此種境況便免不了要有些小事會發生出來。

 

      一日，在下和朋友從超市歸來，每人都提著不少菜蔬食物，前有一白人老者正巧拿了鑰匙開樓下大門，我們心下高興，想如此自己便不用費力從口袋中掏鑰匙了，于是隨著此人進入樓廳。哪料這老者與廳中兩眼一翻，質問我二人：你等是否有開門之匙？我們倏地一愣，隨即便答：當然有。那人雖有表懷疑之意，但最終無話可說。此人太怪，難道他從未見過這樓中有亞非拉的兄弟嗎？若果真沒有見過，難道沒有見到吾等手中購買之物嗎？仔細端詳，我怎的也看不出那透明的塑料袋中可以裝下劈天炸彈！

 

      再一日，來到富人區一朋友樓外，朋友出門迎接，然遇一老婦從樓門出來，橫在樓院口上，吾等向其打招呼此人權當沒有聽見，表情頗為不屑。此事司空，我們并不放于心上，等要從樓門入樓廳之時，在下作為男士習慣性走在最后，那老婦似是忘了什么東西亦想從此門回房，吾發覺時稍晚，正要把門關上，見其過來便將門擋了一下，說道：不好意思（此為法人再正常不過之用語，隨口便說的），哪想她仍不正眼看人，絲毫不感激余為她擋門，更沒有那句“賣鶴西（法語謝謝之意）”出口。諸君看了，此種腦殘者可與之言乎？向來她的德行已然隨鶴西歸了罷。

 

      今日，又有一中年女白人在我前面入樓門，我隨即跟入，她見門庭打開便想關上樓門，然一拉不動，我上去幫她一齊把門關上，此人毫無感謝之詞，我還在心想：此人或為東歐家仆，想來不會說法語罷。當下也不在乎，看其從樓后門窮人區進入便似更證實此點。這人也不客氣，獨自進去并不給我留門（由上已然提及，為后者留門為法人基本之禮節），我雖覺得其魯莽，但既已料定她為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解體之后生活艱辛者，再原諒她吧。可哪想她居然她在二樓掏出鑰匙進了富人家去！吾此時才大悟，原來此人根本非吾等之難兄難弟，乃是一富人，從后門入房大抵是為了方便行動！吾恨之，啐其門。

 

      人有兩富，一曰財富，二曰德富。倘若魚與熊掌，兩者如何取舍？答：吾舍財從德也！

 

    近期，我不得不说法国人做了两件很愚蠢的事情。首先是没有真切实据的情况下对西藏问题大张旗鼓，人权卫道士者据理力争呐喊藏独，如此则在华人间引起愤慨敌对的情绪，激发了新一轮民族主义的热潮，从而使国内矛盾转移方向，西方在此种情形下成了我们真正的敌人。叫嚣着要让中国民主化进程加快的法国人们，当他们提倡要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时候，做了另一件愚蠢的事情，那便是无休止的抢夺行走于巴黎的奥运火炬。从这一点上来看说明了两个很明显的问题，一是他们所针对的绝不是改变中国人权现状，也不仅仅是要打中国政府的主意，而是借机反对中国，试图通过抢夺火炬让中国蒙羞；二是他们的行径遭到了诸多人士的谴责，即使在支持藏独者的内部也认为如此做是极为不妥的，这样的后果并不能让中国遭到侮毁，反而给自己打上耻辱的烙印。有一句西方和东方通用的谚语讲的很好：三思而后行。可怜的是那么多法国人号称着自己多么有思辨的精神和启蒙的能为，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感性完全压倒理性，演出了一场闹剧。各位看官，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总是笑呵呵的，这种笑是多年以来难得的发自内心的愉快的微笑，知道所谓者何吗？因为我们并没有做什么，而他们却自己乱了阵脚，这还不该让我们觉得可笑吗？

    PS:有人说昨天我们输了，没有迎接好火炬，但我的看法完全相反，正是他们自己的愚昧让自己处于完败的状态。这篇小文绝非我个人意淫，提倡阿Q精神，诸位可以到法国人的论坛还有新闻网站看一下，现在的言论已早不像半个月前那么偏执了。说我理想主义的人冲我说好了，不过在说我之前，我必须澄清的是，我自己或许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绝不是瞎起哄的肤浅者。

我大致的想法是，对于这样事件的发生，我更希望自己的感性大于理性，而对于游行活动的意见，我则认为理性要大于感性。

看到一些人与大家最初的“激情”相反，从很早便回归理性（我自己也是如此），觉得此事并不简单，初步的感觉是打架斗殴引发的凶杀，在不了解过程的基础之上不妄加评论。这确凿是一种极好的选择，因为当我们不能很好解答问题的时候便不该说更多无根据的闲话。而我本人也多是保持缄默，感到此时倘若话出口就是要有责任在其中的。但一直以来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我所认识的中国学生大抵都明白海外生存安全之重要，怎会那样冒失主动挑起事端呢？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如果己方为主动，那么对方杀人便极可能解脱为防卫过当，若对方为主动，后又持刀行凶，这就基本可以定性为谋杀。虽然我并不懂得法律，但此两种情况在下认定必须加以区分。而在这一点上，对不起，我从主观上感觉对方先行挑衅的可能性有八、九成之多，我亦相信多数人（除了某些个别如天涯网和新浪网的国内粪青以外）有如同我一般类似的看法，各位兄弟姐妹可以问问自己的心思。

我所说的第二点便是基于本人到现场的了解和媒体等处的多方报道，我看到的是似乎死者死亡地点和最后尸体在街上停放地点并不在一处（于花坛处倒地，而尸体却好像一直放于马路旁），那么当时尸体在外被雨淋几个小时的情况很可能是真实的，便仅此一点，对不起，我很难用理性去解释，即便是己方有重大的责任，即便这是一起简单械斗事件，死者也完全不该遭受如此的待遇。（我同时不认识有人提到警方不拿走尸体是保护现场的说法，因为死者曾被抢救，那么现场显然已遭破坏。）

第三点要说的是我为死者的冲动感到可惜，因为据报道他们的人已经悉数坐上了车，那么最明智的办法显然不是下车理论，但在于当时之情况，在场的人必然是完全没有料到对方的凶残，加上应变能力的欠缺（至于喝酒是否影响了当时判断不得而知），那么下车也绝非不可以理解。对不起，我可以认为车上的各位过于冲动，对于此事的结果负有一定责任，但不能完全同意此一行为可以用理性的分析去解决，各位毕竟跳出了这个圈子，谁都会看得更清楚些，这丝毫不让人奇怪。

当我们从激情回归理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再回到感性来本着人文的精神考虑一些问题，如果一股脑儿的理性下去，各位不觉得缺了人情味了吗？若是你深处本事件的漩涡之中，你能够保持一直的理性吗（本处所指的亦是一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即从当事人本身出发进行切身的思考）？要注意的是，感性是人自然情感的流露，而理性则是深邃思索问题的准则，二者的本位是完全不同的。

但对于游行事件则非理性些不可了。我们万不可把胸中的怨气爆发出来，把这事件说成是种族事件，大骂对方种族之劣根（即便某些感性的话语不无道理）。这样盲目的疯狂倘如真的造成民族的敌对，对哪一方都是无益的，而如果被人加以利用，形成大范围的暴力群，后果则更加不堪设想。我们所要做的，是一种悼念式的游行，要争取的必须是人身的安全，对于个人基本生存权利的保证，这行为的本身是对于巴黎、法国乃至全世界暴力使用的一种控诉，而绝非由民族主义情绪激发的单纯反抗行动。何况，这样的游行是受法律保护的，并不存在基本的安全问题，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此事，我们会以最和平的方式进行。而如果我们不做或者不去参加，那么可以预见的是，暴力将更为猖獗，我们也更加危险。

如果让我写游行的标语，我就写一句话：Paris is not safe for us…

这个问题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如那些欧洲中心主义论者所说受到西方的巨大冲击才发生的吗？

 

答案无疑是片面的。从古到今中华遭遇了数次外族入侵，而西方在19世纪中叶已降的全面威胁其实也只是这数次中的一次。我们大可以引用李鸿章的名句说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它并没有昏睡或者停滞不前，而是同样在内部不断的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余英时《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看到明清两代士与商两种社会人群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了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可以从乾嘉末年以来学术上发生的对于“时代精神”和“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视看出端倪（可见张灏的《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以及他的另一部英文著作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同样可以从Philip Kuhn的研究中得出同样的结论：中国的现代国家及政府的起源并不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而是可以追溯的1820年左右魏源所著的《皇朝经世文编》（见Philip Kuhn的Les origines de l'Etat chinois moderne）。

 

我们想到的是，我们或许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时代很难彻底的纠正西方人的偏见，但我们自己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并没有停止过追求发展，这样我们便会逐渐明白不能用简单的西方理论生硬地对照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今日看到地铁车厢的门上有人贴着抵制“Made in China”的字样，下面提到所谓人权的问题。我无意讨论这个西方概念在中国怎样发展，我只想说的是即使是西方的民主发展也没有一个固定统一的模式，所谓的民主也不是一个具有完整内容的定义，那么借用Pierre Rosanvallon在其著作中的话来说便是：“民主并没有自己的历史，而民主本身就是历史。” 这样，中国百余年来的民主政治进程就不能说是相对于西方落后了一、二百年，因为我们有自己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发展轨迹。加上我们上面所说，中国的现代化也并非完全受到西方冲击以后才发展起来，那么那种所谓中国落后论便可以休矣了。

 

这里所说的话其重点不在于我们怎样用更好的战略去批驳西方的偏见，打消他们无礼的傲慢，而是希望我们中国人自己意识到我们民族的伟大之处，从而更有信心的立足于国际舞台。

 

 

友人来巴黎寻我，与其一同游玩，回程之上她和我说起一“强”字。何谓强？我答：自控能力优，一件事情能自始至终便是强。她说：非也，这不是强，强乃人格，此人忠诚实在，甚为可靠才是强。看来双方对于强的定义迥然不同，究竟如何评估，且待我印证经典：

 

《中庸》言道：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军革，死而无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孔夫子通过说南方和北方之强提到俩种强的定义，一是人格礼教强，这是南方之强；另一个是精神体力之强，这是北方之强。而归根到底还是道德强，人才为之强。那么如是说，我对强的看法便有些浮于表面了，而真正内在的强才是决定之因，这便是从里到外显示出来的态度强，品格强。

 

各位，今天你强了没有？

 

 

 

 

XX老师，

您好，您给我寄的书我已经收到，衷心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9月完成论文之后必定仔细拜读您的大作。 

不过您写的后记我大概看了一下，在佩服您严谨的治学精神同时，也很羡慕您能够有那么好的研究条件，不用有更多的后顾之忧。而我个人由于是跨专业学习（以前非历史专业），感觉难度很大，而且由于缺乏财力支持和不时常遇的语言障碍，生活也甚为辛苦，唯一让我希望继续学术之路的便是兴趣和热情，凭着这样的感性因素和我本身严格要求自己的态度，我定然是要坚持到底的。但是，闭门造车总不是长久的办法，以下的几年时间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和您这样的学者交流，学术研究若是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人人一心向学，真诚的交换意见，我想这恐怕才是最理想的环境。

 您的后记中谈到中国大陆研究党史中存在的一些缺点，我认为说的很切中时弊。我对国内的学术界总体比较失望，除了常常听到教授抄袭或者为牟利而鼓动“明星效应”外，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内诸多学者研究精神和研究能力的欠缺心存遗憾。不少人太过急功近利，正如您说谈到的，没有深层次的去挖掘第一手的资料，而是借于二手的或是回忆录去立论。由于并不了解二手资料和回忆录作者的心理动态和动机，简单的拿来主义便一定不可能有好的作品出炉。说到能力，我也比较怀疑诸多国内学者的外语水平，我的看法是研究历史必须掌握2门甚至更多的外语，这样我们才能很好的把握国际学界对于这一问题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从而知道哪些东西他人已然做过，哪些别人的方法我们可以借鉴。可惜的是，不少学者甚至根本不懂外语（自然有诸如文革这样的问题所导致），所以不可能深刻的了解海外学者都做过哪些工作，仅仅是靠翻译本恐怕也是靠不住的，因为原文一定来的最真切。外语能力的缺乏必定造成国内学界更为封闭（加之意识形态上的枷锁钳制），这样，走不出国门，中国学界便无法找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境界感。

以上是鄙人看过您的后记之后简单的一些感想，都是随手涂鸦，谈不上心得。总的来说我希望我们这一代的年轻学人能够培养起像您所具有的治学精神，也为国内的学界注入一些活力，一个人可能难以起很大的改变，但倘是个个如此，那么大陆的学界还是有救的。

再次感谢XX老师的大力支持，期待我们能再次相见。

                                                                                                diyun于巴黎

研讨会从7号开始到今天中午（9号）结束，历时2天半。我简单再说一下后一天半的情况。

 

周五上午由于学校有课我没能参加，具体的主题列在下面：

 

Thomas Kampen（海德堡大学，主题是30到50年代周恩来的力量的衰弱及毛刘势力的兴起）、石川祯浩（日本京都大学，主题是毛泽东与1942年的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朱宗震（中国社会科学院，主题是毛泽东的“外线战略”的修正和三大战役的胜利）和Jacques Andrieu（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主题为毛、国家以及抗日战争中的统一战线）。

 

下午又有3位老师发言：

 

艾恺（Guy S. Alitto，美国芝加哥大学，主题是必要的美德：文革的实用主义原因）、杨奎松（北京大学，主题为建国后毛泽东和中共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1949-1953）、潘鸣啸（Michel Bonnin，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主题是知青下乡与毛主义的特性）。

 

案：艾老师会用很多成语，诸如蜻蜓点水、抛砖引玉、滥竽充数等等，还挺不容易。Bonnin对于毛的评价相当负面，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毛化。杨奎松是北京人，普通话很标准。关于讨论焦点，有一个对于毛思想中是否有现代化因素的焦点，Alitto认为毛比较反现代化，其思想从传统入手更多，这一点受到逄先知的反驳，他认为毛思想从开始便有现代化的因子。而潘老师的发言似乎更激烈一些，他同意毛思想中有现代化的成分，但认为这一现代化是为了毛个人服务，毛是一个典型的独裁者。

 

今日上午有4人发言：

 

萧小红（巴黎东方语言学院，主题是毛、1954年宪法和向党政的转变）、张宁（日内瓦大学，主题是毛和死刑：今日中国刑法应用的政治起因）、逄先知（中央文献研究所，主题是我谈毛泽东的两三事）及Lucien Bianco（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主题为民族主义和发展：毛主义27年的总结，1949-1976）

 

案：印象比较深的是逄老师讲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候的事情。最难忘的是毛给他的警卫员们很多谈恋爱的经验，而且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还有就是毛的身高，比传说中的183要低，似乎只是将近180。张宁的发言围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期的死刑问题作为展开，后来提到一些较为敏感的案例，这里就不说了。萧老师谈到54年宪法的形成过程，提到47宪法和54宪法的传承关系，尤其在政治领域。我的师祖Bianco（我导师的老师），主要把毛和斯大林做了对比，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前苏联布尔什维克模式。

 

总按语：这两天我大概做了这么几件事，首先是碰到京都大学的石川老师，他的汉语几乎是母语一样，完全没有口音，最关键的是他发表过关于梁启超的文章，当年也参加了京都大学对于梁启超研究的小组，历时4年。我们在昨晚餐会上聊了很多，感觉他人很好，我也很希望自己有空能去京都，一是饱览一下那里的古城风光，二是能亲自去到那里接触到他们当年的工作成果，一定会受益匪浅。但是没钱不行。其次是国内的学者英语似乎水平不好，法语就更不用说了，当然很多人也都是上了年纪，以前恐怕也没有机会学习外语。所以我今天坐在逄老师旁边大致帮他翻译了一些简单的东西，也好让他明白现场在讲些什么。逄老师今天讲话结束也代表文献研究所给我们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捐赠了很多宝贵的文献，主要是毛邓刘周等人的年谱，其意可诚。最后是昨晚我当了一下服务生，拿了餐盘绕场让各位品尝，顺便监守自盗。

 

研讨会胜利闭幕了。

 

今天是第二次参加研讨会，第一次是去年底台湾中央研究院来巴黎专门讨论近现代中国文学和翻译方面的问题，而这次则是更大型的一次国际研讨会，学者们来自大陆、台湾、德国、美国、日本和法国。关于对毛泽东问题的讨论，本次会议的主题主要是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传记与文献、人物与形象、权力斗争、文化大革命与毛主义以及国家暴力与合法性。

 

今日早上参加演讲和辩论的是鲁林（Alain Roux，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授，主题是关于毛泽东历史传记的几点看法）、逄先知（中央历史文献研究院党史研究所研究员，主题是“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和陈永发（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主题是对于毛作为伟大爱国者的官方评估的再评价）。

 

按：文献研究院的老师是个坚定的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路线的同志，认为毛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好的”。后来这种言论成为众矢之的。

 

下午演讲的是金冲及（中央历史文献研究院党史研究所研究员，主题是新中国初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晓苓（Celine Wang，巴黎七大讲师，主题是关于一首成于1945到46年间的毛诗的讨论：成文、发表及对于沁园春雪的各种阐释）和Barbara MITTLER（海德堡大学讲师，主题是图像中的毛泽东：革命的和现代的中国的重复艺术）

 

按：文献研究院的另外这位老师的论调也是很赞扬毛泽东的，只是似乎他文章中提到了更多的周恩来，由于没有旁听后来的辩论，不清楚具体情况。

 

总体感觉：现场最好英语 法语 中文都很熟练，因为常常是三语交替发言；大陆学者对于毛的评价仍然是相当的高，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而海外学者往往持反对意见，所以关于这一点的辩论很激烈（关于这一点，海德堡大学的发言人拿出很多毛的图像，应该是很多比较可笑，所以引起大陆学者不满，认为应该对这样的言论负责，而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提出毛泽东长相女性化的看法，几乎激化矛盾，后来主办方直接清场，说问题留待明天讨论。）；另外，照我同学msn上留言讲：“Barbara MITTLER是个美女”，我基本严重同意。

那个右派的Sarkozy还是顺利的当上了法国总统，这和我的预计没什么差别，他获得53％选票这一结果亦与法国一项民意测验（此民意测验在Sarkozy和Royal的五·二电视辩论之后）所显示的比率完全一致，基本说明了这次总统大选远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会出现“惊奇”，其结果表现出一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趋势，倒是让人少了些冷门迭报后茶余的消遣口食。

 

我们常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却是常担心这届选举的结果会影响一些我们自己的利益。虽然自己没有权利参加投票，但也表现出比上次大选远远关注的状态，这自然是因为那时刚来法国（2002年）只能听懂只言片语，然更重要是希望自己能从大选后法国政策的改变中受益。

 

大致的说，这两个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我都不怎么喜欢，我的选择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如果单是大公无私的为法国人民着想，还是让Sarkozy上台为妙，显然他的各方面能力高于那位女性。如果是从我自己着想，Royal的政策没有那么强硬，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也不那么坚决，似乎至少对我个人的切身利益并无很多影响，运气好的话或许还能沾光。原本在Royal和Bayrou在第一轮过后参加辩论的时候，中间派的力量多数已经倾向左派的这位女候选人，这个中的原因应该是有Royal讨好中间派的一面，尤其是她宣布“不排除抵制2008北京奥运的可能性”后，我便很明白的看出她的用心良苦：为什么一个年初对华进行多日访问的人在此时要一改对中国的态度呢？Sarkozy是比较清醒的，他连称Royal的这个决定是“愚蠢的”，抓住这个漏洞于电视上当面和对手对质，而Royal只能说要把经济和政治分开去搪塞了。不过很多的媒体和个人确实对于Royal这个观点很不欣赏，但他们却多数没有谈及这个女性自己的用心，政治战场和实在的阵地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武器不同而已。

 

从经济问题上看，Royal也远不如Sarkozy的理论水平高，她无法给出一些具有说服力的实例和数字，只能讲一些空泛的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尤其是那项著名的提高最低工资15％的政策，于改善法国失业率没有任何的好处，只能让吃救济金的人越来越多。而Sarkozy提出的削减公务员席位，工人有权超35小时工作等政策却显得头头是道，除了那些可能被革职的公务员会义无反顾转向Royal以外，大多数的人恐怕还是会成为右派候选者的拥趸。可是有一点我比较担心，由于法国连续26年政府赤字，关于房屋补贴和外国人福利的问题会不会因为右派的上台而被削减甚至被取消以减少法国自身政府的开支。

 

不过我最关注的其实是对移民问题Sarkozy的态度。因为2005年巴黎北郊的骚乱时间是由这位铁腕一手平定的，所以在今年大选中北郊对于其政敌Royal的支持率相当高，达到68％之多。而巴黎郊区的安全问题，乃至整个巴黎大区的安全问题都可能随着Sarkozy的上台被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他对待移民强硬的政策会不会引发新的移民与当地居民或者警方的冲突？不光是郊区，他整治移民的范围还包括全法范围内许多没有身份的黑户，如果一旦新官上任，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被遣送回国，这其中少不了我们的中国同胞。

 

不过我觉得有些地方Sarkozy做的不如Royal，那就是他的口才很好，用了很多具有煽动性的语言，不过其中也很多不公平的话语，例如他决定让法国人遵守40年工作后退休的政策，这样恐怕不少的妇女一辈子都要工作而拿不到退休金（法国女性的工作比例远低于男性），这样无法保证她们正常甚至基本的生活。另外Sarkozy在讲述理论时常显得颇为深奥，应该有很多法国人听不懂他的这些理论而会欣赏Royal“友善”的措辞。不过在这一点上最出乎我意料的是：Sarkozy得到了大多数农民兄弟的支持，不晓得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厉害的能耐可以明白Sarkozy时而天书的理论。后来自己琢磨：人似乎就喜欢那高深的自己不懂的东西，越不懂就越高兴！

 

据说左派输了以后要游行，我看还是免了罢，本身能力上确实有差距，应该坦诚。当然如果他们能示威一下对我们这些外国人也没什么坏处，好多时候我常把他们当成自己人，毕竟这选举还是不能全说和自己无关，但是Sarkozy上任的结果如何，还得5年后我们再来给他做个总结。

严复于民国十年辞世，留下一段遗嘱给诸子女。

 

“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按：文化角度来说，国人当尊重传统，以传统为支撑求国性强大。政治角度来说，国人程度之不足，应循序渐进以变法革新，不可越级遢之。

 

“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说法虽有道理，但人不可不享安乐，不可不乐观向上，否则精神受残身体便承重不得，终抑郁病态而无为。

 

“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再来。”

按：学业与事业都是诸位要勤奋于此的，时间一去不返，只望垂暮之年不发空悲之切。而机会则应尽量掌握，善事前需利器，事后需遵循后验主义哲学，从机会之得失中获取灼识。但大可不必认为机会只有一次，只要用心，机会总是待我的。

 

“须勤思，而加条理。”

按：前度做《呵依傍者》，今日更要强调思考之重要，而思考之关键非凭空臆造，实则为演绎推理之法，此为英国大哲培根之科学主义的先见。

 

“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此乃我博大精深之传统立足，而做人如此并不足够，还需找到分界保守激进的中点，此事最难，因为所难者则是其圆满之结果。

 

“事遇群己对峙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孳。”

按：公德之心国人确是甚为匮乏，严几道提倡以群体为重正有新民德之深意。而此种观念要看公之对象为何，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而若是此德行为专制政体所利用，以民族主义为手段钳制民众，那么此种道德便需要更正，或者说道德要自我判断和修复。但是同样，群体与个人自由主义之界定甚难，试想群体无自由，个人无自由；若个人太过自由，可有群体存在？矛盾之矛盾，说到底，还需要精确的权衡，而此种精确度却是无人可及的。

吾人劣根性之病状不下百十例，惟依傍者最使人痛恨。所谓依傍者何也？曰：凡精神不独立、思想不独立，并求他人以期苟延残喘者，皆从此列。

 

何为精神不独立？即具独立之能力却无心为之者。此种人必缺二力：胆力与心力。所谓胆力泛指勇气，所谓心力泛指毅力。吾观国人中常有能力出众者，以天赋发达自居，然图名也。遇困难之事先问己能为之否，找出理由种种论己不可为之，甚恐能力不足或责任太大，便将推诿，寄希望于他人，而后作壁上观，美其名旁观者清。此种人实则不知进取冒险，纵有天大本领，亦不过寄生动物而已。另有人遇事一概允诺，口吻似雷霆万钧，不容质疑。虽然，一碰阻碍则毫无招架之功，逃之夭夭，大放厥词道：必有后来人！无耻嘴脸原形毕露，一时间传为笑柄。凡缺胆力心力者，若望而却步，若半道崩殂；若空发议论，若马革裹尸。此类人虽存希望于心念，然希望不在己身，而在他人，其所做为不想上进却想依傍，悲哉，我中国此奴性者不在少数矣！

 

何为思想不独立？即凡事自己不先思考，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者。此病发端有三：一曰教育之弊，二曰专制之毒，三曰文化之锢。

 

教育者，振民力开民智兴民德之根本也。虽然，吾国诸多先生不懂开风气之理论，却行暴虐之手段扼杀学生思想之能力。学生年幼，信以为真，之乎者也，不在话下，不求甚解，只求成绩。此类教育者皆抛育人原本于脑后，追求功利于眼前，学生之创造有无干吾等何事？痛哉痛哉，吾国人无独立思想此为一端。

 

专制者，必求个人利益为首，一声令下，万民称臣。孰不知大众从此不敢挑战权威，不能悟批判之精神，但凡心思异者便为异类，轻则众叛亲离，重则命丧黄泉，甚至遗臭万年。如此，人民不敢想所想之事，不敢说想说之言，君主之命尽数服从，则个人思想废弃尔。惜哉惜哉，吾国人无独立思想此为二端。

 

文化者，民族之象征，前进之活力也。然汉武帝行董氏罢黜百家之语，则儒学独尊。后儒学凝固，诸哲妄从其中寻现代因子，此谬也。思想之独立必得益于各家之争鸣，文化之多样，倘世界文明接触太少，如何拓阔视野，展开维路。吾此言非不提倡国学国粹也，反之，吾亦为文艺复兴之拥趸，但复兴之路不可一味行民族主义狭义之道，更应了解各异文化以充实我之文明矣。吾国人不可为井底之蛙，否则将返天下之观夏夷之辨也。若为此般，文化之锢永不可解，百姓思想永不可启。憾哉憾哉，吾国人无独立思想此为三端。

 

无独立之思想者必无做事之战略，即有战略必无组织，即有组织必无辩证，若无辩证则脑力尽失，如同废物，行尸走肉。问：无独立思想如何得知？答曰：显而易见。举最显著之例，国人学术抄袭之风何如？一人之语，万人皆用，争先恐后，奴相败露。嗟夫！复多言尔？

 

精神不达思想不通，吾人如何自觉？如何独立？不独立如何变革？不变革如何富强？今天下之寰宇，依旧弱肉强食，靠依傍之人，吾等只可沦为附庸；做依傍之事，吾等只可丧失个性；言依傍之语，吾等只可盼嗟来之食！做呵依傍者文，求自省，求于诸人同醒！

我活了30年，却始终想不通一个问题：我们何时应该保守？何时应该激进？凡事都该保守还是凡事皆应激进？

十几岁时自己常图激进，一心想看大千世界，所以在家里坐不住，偏要观赏门外的风景，可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当时的想法就是以新破旧，全面接受外来事物满足自己的欲望。想来恐怕是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不懂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道理，认为老的东西总是跟不上形势，必须彻底决裂才行。这种思想一直伴随着我后来到了北京，踏上法国之路。

 

于外国似乎自己还是需要激进之心，所以才有后来这5年3个城市辗转的经历，常念《大学》中的日新之道，不想事情可以像老庄所说的中庸，一味的自以为是，愈发的鄙视“昨日之我”，发誓做一个“新我”，就此便让自己去驾驭难操控之事，进了死角。

 

这种激情本是很好的，至少说明你还年轻，有冲力，但近来却越来越感到激进之弊，大概的问题就是不缓和，缺了策略。虽然这种不折衷的做法有诸多的原因作为解释，诸多的条件进行制约，但问题的存在毕竟不取决于现实，而是极其客观的。所以我想到保守，可保守往往带有贬义，遭人谴责，认为是懦夫表现。但保守又何尝不是更加认清事实，更加体会情形，然后更加深思熟虑而成呢？保守，并不等于不变，而是要渐变，它并不能被认为是激进的反义词，即使说有反义的表达，也是随两者各自程度不同而变化的。我们好像往往认定要么激进要么保守，岂不知这事情解决的方法多的很，远非这样两个简单的程式可以说清楚的。假使我们偏要划分这样两个对立的阵营出来，那也一定会在各自的营中再发现分歧的意见。

 

所以我发觉自己在逐渐肯定“保守”中积极的因素后，逐渐也变得“保守”起来。事情绝不是二元，而是多面的，过分的激进看似像彻底的革命，要在破坏之上重新构建全新的思维或道路，然而却不可避免会给我们带来莫大困难，除非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局面，但多数的情况可能会让我们失去一些本来在当时应当拥有的财富，而不得不用曲线救国的方法绕弯达到目的。而保守则不然，在我们给它重新定位的时候，原来的遗产照旧可以保留，我们在其上做必要的改革便可以继续维持本身的稳固，在正确估价自己能力的时候，适当的保守会让自己轻松许多，也给自己留下余地，不至于天天十分狼狈的生活。

 

激进、保守似乎和我们说的革命、改良有些关系，不过我在这里讨论的是个体，拿到社会上或许这些论断会相当的不同，但我想有一点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激进不总是好的，保守也未必就是坏的，从一分为二的观点中脱离出来，选择最佳的解决方式，才是我们对问题应该有的态度。

 

梁启超《新民说》写道：“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98，第55页。

 

 

 

 

 

 

 

今年导师的研讨课主要讲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那段历史中文化的因素呢？是一种与以前的全然隔绝还是仍然延续着它的生命力（Levenson和Chang Hao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正巧一位法国同学的博客也希望我们讨论关于文化差异的问题，因此稍微想了一点点东西，暂且写在这里，怕自己以后都忘记了。

 

“文化表现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连续性和发展性，任何的文化都不可能只是简单的一些沉积的罗列，而是一种变化的不断更新的事物。我想把这个理论应用到所谓文化差异中，便是尽管文化有自历史以来的因素作为主导，也必须承认差异的存在，但文化同时也在进化和融合。如果说文化差异是一种回避，那么我们要做的就不仅仅是谈差异造成的隔阂，而更应该谈的是双方如何发展各自的文化进行一种共融，这种共融是一种纯意识形态上的，是没有国界没有种族的。用儒家的话语来表达，就是大同，当然，它只是形而上的。”

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古希腊正处在后米提亚战争时期，面对由僭主统治的波斯帝国，哲学家们已经开始思考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希腊的城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体才最合理呢？伴随着这个问题，早期的民主开始出现了。这种民主本身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遵循，但它的出现表明了希腊人道德精神层面上的转变，即民众不再感兴趣由具体的某个人来执掌政权，而是希望把民主制度赋予公共职能，市民们来决定正义。这样，民主概念把传统的僭主和寡头相混合的政治制度打破了，因此，希腊的哲学家们必须了解到存在3种可能性的方式去构成政体－－“单人”、“少数”和“多数”－－并从中寻找最优的组合。

 

 

政治学是一种寻找正义的学说，我们往往通过政治来构建人类社会，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我们现在的社会强调自由平等，这便是一种政治根基。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古希腊却采用了另外的方式来寻求正义。亚氏强调城邦中参政群体对权利的诉求，他认为人群可分为“多数”和“少数”两类，这两类人也可以看做是“穷人”和“富人”（应当注意的是，这些人都是有市民资格的“自由人”，而奴隶是被排除之外的），他们正是带着各自不同的自身原则来要求权利的。根据穷人们的说法，他们在城邦中占据多数，而且每一个自由人天生都具有市民资格，那么每个个体则理所应当的占有他自己的那一部分政治权利，因此权利最后自然而然的应当归于据大多数的民众。根据富人们的说法，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应当和占据政治权利的份额成正比，即谁拥有更多的财富谁就应当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利。在他们眼中，穷人们正因为恰恰缺乏财富，所以不可能成为城邦的主人。

 

刚刚我们提到自由平等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石，但亚氏却偏偏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基于不平等概念的观点应当存在下去。他认为穷人因为人数上的优势而诉求权利并不荒谬，同样的，富人们用财产上的优势来争取权利也无可厚非。不过，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是每一方虽然有其道理，但同时也有错误的地方。例如穷人们认为人天生便是城邦的市民，那么移民的问题如何看待呢？富人们认为财产是拥有权利的砝码，那么在他们中倘若出现一个最富有的，是不是其他的富人都要听命于他呢？可见，一种真实的平等是不可能存在的，而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如果在这两群人中间达成协商，否则一个城邦可能会成为“复式城邦”，其中会存在“穷人城邦”和“富人城邦”两种概念。亚氏试图要消除这种“复式城邦”，使两大阵营中的个人意识到他们应当满足于成为一个城邦的一部分。但这样谈判的规模是很大的，因为它几乎涉及城邦中的每一个自由人，这时便是政治学者登台的时候了。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一切应该从现实经验出发，并使这种经验细化和明朗化。政治学者们正具有这种能力，他们因此这时都成为了仲裁者，而后亚氏本人也自视为仲裁者之一，所遵循的原则便是“反对两大阵营而又利于两大阵营”。在这么一种前提下，我们看到这种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分歧使无法避免的，建立一个绝对公正平等的城邦是不可能的，而我们所可以做的，只有通过仲裁者来协调穷人与富人之间对于权利诉求的矛盾以期使那些不兼容的因素在城邦内互相兼容，这样人的政治生活才可能开始。

 

 

今日给一位友人回信，说是谈谈人生观的问题，不敢当，不敢当，于是胡乱写下点文字，录在下面：

 

“关于变化，我大致也说几句。变化对于保守者来说最难，所难者在于下决心的勇气和对改变后所设想的未来的困难（主要是适应的困难和发展的困难）。我承认这种难言之隐，只是想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这样的改变，那就是：在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完全和过去断绝联系的程式下面找到一种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或许不来自于生活实践，但一定来自于精神或经验这样形而上的东西。简单的说来，就是不能简单的把改变看作是一种决裂，而更应该看作是一种延续，在延续的状态下，你可以把前期的经验积累进行完善或者稍作修改从而再次形成一种逻辑体系，以使其在未来更有效的运转。诚如一个齿轮，本身已经在一种链条下面运转，突然换到另外的链条上面，可能有些不那么顺畅，但由于本身已经历经锤炼，那么到另外的环境下加些机器油就又可以飞快的走动了。同样的道理，如果齿轮在原来的链条下已经很难运作，而同时又没有油的润滑，则甚至会永久停滞。总的来说，我的看法是变是可以的和可能的，尽管它未必就是对我们个人有益的，但学会在变中看到不变总是有助于进步的。

 

返回我个人的模式中来，或者说在一种更大的范围中，我们正是要学到一种对于连续性认识的思维方式才能找到前方的道路，任何孤立无援的假设都是靠不住的。也正是如此，我们如果想改变，那么便首先从眼前开始，保持一种惯性，一种动力，到了确实要下决心变化的时候就不会无所适从盲目不可取了。如果用一句最易懂的话来总结刚刚的发言，那就是思想先于行动，连续优于断层。”

                                                                                  －－摘自《给nini的一封信》